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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革小组的四位才子，自左至右依次为戚本禹、王力、关锋及穆欣。

目 录

王力深情追忆《五一六通知》及中央文革的诞生幕后。《五一六通知》全文

王力忆《五一六通知》

中央文革内幕

王力

起草《五一六通知》

随着中国“阶级斗争”的警报声愈发尖锐，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重磅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举正式拉开了“文革”序幕的帷幕。

彭真致力于将姚文元所引发关于《海瑞罢官》的争议引导至学术探讨的正轨，于1966年2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主持召开了五人小组的扩大会议。会上，他撰写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所谓的《二月提纲》。王力亦参与了此次会议。

王力在回忆中提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五人小组”是在1964年成立的，成员包括彭真、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兼文化部部长的陆定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以及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这个小组始终以“五人小组”命名。然而，当《二月提纲》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至全党时，鉴于“五人小组”这一名称不够清晰，姚溱临时补充了“文化革命”四字，更名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如今，有些文章错误地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描述为自1964年起就沿用此名，这与历史事实不符。

毛泽东对《二月提纲》心存不悦，于1966年3月底在上海与康生会面时，屡次对彭真提出了批评。随后，康生返回北京，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了毛泽东的意见，并作出了撤销《二月提纲》的决定。康生指定王力草拟一份通知，旨在向全党发布。王力回忆，他所拟的通知仅包含一句话：“关于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以撤销。”这份通知在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经过讨论，得到了同意。

《通知》火速呈送至毛泽东手中，然而他却表示不满，直言：“这份《通知》理应承载理论内涵，而非局限于技术层面。”

毛泽东遂命陈伯达另行撰写《通知》。

陈伯达向笔者透露，他深知毛泽东对于《通知》所提出的“应具理论性质”的要求，意即需从理论层面深刻剖析《二月提纲》。他不禁感叹：“这分明是要我撰写一篇文章！”陈伯达曾长期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深谙其心意。

陈伯达邀请王力共同执笔撰写这篇“重要文章”，他们完成了初稿。据王力所述，在初稿中并未出现《通知》中所指的“那些尖锐的错误观点”。至于将《二月提纲》定性为“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则是康生所添油加醋的。

康生主张，仅仅凭借《通知》的发布还不足以全面反映情况，有必要附加一份详尽的记录，即《1965年9月至1966年5月文化领域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由此，文章的篇幅日益膨胀，遂决定组建一个专门的起草小组。该小组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陈亚丁等成员组成，陈伯达担任组长一职。

王力系附件的撰写者之一，据其所述，“该正件由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并签署发布”。

文革时期的关键人物：毛泽东、林彪、刘少奇等。

《通知》起草的具体过程是这样的：

1966年4月16日至26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扩大会议，该会议的召开实质上是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做准备。与此同时，起草小组在上海锦江饭店的后楼集结，声称是为了准备政治局会议的材料，实则在那里对《通知》及其附件进行了讨论和修订。尽管起草小组的表面主持者是陈伯达、康生、江青，但由于陈伯达和康生需赴杭州参加政治局常委的扩大会议，而江青当时并非中央委员，自然留在了上海，因此实际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入了江青之手。

彼时，张春桥，当年仅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的一名书记，却首次在中共文件的起草过程中展现出举足轻重的作用。每当起草小组完成初稿，张春桥便派人火速将稿件送往杭州。毛泽东审阅后，添加数语，随即派人将修改意见转交张春桥，再由他转达给起草小组。起草小组据此展开讨论与修订，再将稿件送回毛泽东处。毛泽东审阅后，又增添数语，退回张春桥手中……王力曾戏称张春桥为“秘书长”。

穿梭于上海与杭州之间，这一举动充分展现了毛泽东对《通知》的高度重视。王力回忆道，在《通知》即将完成定稿之际，毛泽东特意指示秘书徐业夫致电上海，提出需增补一段内容。电话由王力接听，但他未能听清具体内容，遂转由吴冷西接听并记录下毛泽东的指示，随后补充进《通知》中。

紧锣密鼓，中国的政治气氛日益紧张。“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便见不到彭真了——他是北京市市长、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每逢“五一”、“国庆”，原本是必定上天安门城楼的。

自1966年5月4日起，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王力作为列席代表参与了此次会议。会议持续至26日方告落幕。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所犯的“反党错误”进行批判。5月16日，会议正式通过了《通知》，自此该文件被通称为《五·一六通知》，其完整名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五一六通知》堪称一篇“理论巨著”，其性质无疑具有“理论性”。文中详细列举了《二月提纲》所犯的“十大罪状”，并逐项进行了有力驳斥。同时，它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左”倾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堪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年的灾难性浩劫，正是从《五一六通知》得以通过的那一天开始计算——这一天，已被广泛认可为“文革”正式拉开序幕的日子。

王力说，《五·一六通知》中不少措词尖锐的话，是毛泽东加上去的。最初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的《五·一六通知》是用同一种字体排印的，看不出哪些话是毛泽东加的，后来，《五·一六通知》在报上公开发表，毛泽东加上去的话用黑体字标出来了——那就是毛泽东当时在杭州一次次添加的话，其中特别令人惊心动魄的是这样一段话：

那些潜入党内、政府内、军队内以及各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实为一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待时机一旦成熟，他们便会图谋夺取政权，将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其中，部分已被我们揭露，而部分尚隐藏未露，还有一些正获得我们的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如赫鲁晓夫之流，他们如今便潜伏在我们身边。各级党委务必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这里提到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是“一批”（后来毛泽东在“文革”中意识到打击面太大才改为“一小撮”）。这样的“纲领性文件”，是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的集中体现。王力参与起草这样的“纲领性文件”，作为“秀才”，笔不由己，不能不听命于最高领袖、况且他的思想也相当“左”，与最高领袖的思想是合拍的……诚如他对笔者所言：“当然‘左’的时候，我也‘左’。”

在次年——即1967年5月16日，毛泽东突然拨通了王力和陈伯达的电话，提议公开发布《五·一六通知》，此乃他临时所萌生的想法。

文革中的陈伯达

毛泽东的一语，令王力和陈伯达应接不暇，他们既要仔细推敲《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前是否需要修改文字，又要着手筹备一篇社论。

一切决策均出自毛泽东之手：《五·一六通知》依照原文公开发表，不过将其中“彭真同志”一词中的“同志”二字予以删减；至于社论，毛泽东亦意识到时间紧迫，便表示“社论暂且无法按时完成，可以延迟至次日发表”。

江青提议不宜将附件公之于众，毛泽东亦表示赞同。

正是如此，1967年5月17日，《五一六通知》正式公之于众，亮相于《人民日报》的版面。紧随其后，在1967年5月18日，《红旗》杂志与《人民日报》编辑部联名发表了一篇题为《伟大的历史文件》的文章。这篇文章由四位才子——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在夜幕低垂之际紧急赶稿，完成后又经过毛泽东同志的亲自修改与审阅，最终得以与读者见面。

中央文革成立过程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诞生，堪称“文革”时期的一件重大事件。

王力（中央文革成员）表示：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通知》。在《通知》中明确指出：“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予以撤销，并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该小组将直接隶属于政治局常委。”然而，就在这一《通知》刚刚获得批准，尚未正式印发之际，大会尚未圆满结束，文革小组的具体名单亦尚未最终确定。

“直至5月26日前后，政治局常委及书记处方才最终确定文革小组成员的名单。这一信息有案可稽，然而，该名单尚不完整，乃因需确保每个大区均有一人参与，而部分大区尚未提交候选人。”

王力曾言，该名单由陈伯达所提议，并于常委会上获得批准，最终呈报给了毛泽东主席审批。在此过程中，江青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最初担任副组长一职的仅有三人，分别是江青、王任重与刘志坚。正是江青提议，张春桥得以担任副组长的职务。

关锋向笔者透露，在“中央文革”的成员名录中，姚文元起初并未列名。

1966年6月16日至18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上海锦江饭店开成立会。因为当时毛泽东、江青都在上海，陈伯达、康生、关锋、戚本禹、尹达、谢镗忠、刘志坚等都从北京去上海开会。王力没有接到开会的通知，留在北京。据关锋回忆，刚开始时，姚文元没有参加会议。江青在会上提议增加姚文元为组员，陈伯达当即表示反对，说道：“姚文元实不宜担任，其父姚蓬子乃叛徒，恐遭他人借此纠缠。”江青闻言不悦，遂回应：“待我向主席请示。”翌日，江青在会上宣布已得主席首肯，姚文元遂正式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员。

王力表示，上海会议落幕之际，6月20日，他接到了一则通知，方才得知自己已被选入中央文革的行列。

江青

在团队中，王力独树一帜，他自始至终扎根于钓鱼台，参与了一系列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堪称一位资深“老将”。

传闻在昔日的钓鱼台“秀才班子”成员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之间，曾对吴冷西与王力二人进行权衡，最终决定选拔王力，而将吴冷西排除在外。

在“中央文革”步入其“全盛时期”之际，成员总数达到了18位。

组长——陈伯达。

顾问——陶铸、康生。

副组长一职由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和张春桥共同担任。

成员包括：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镗忠、尹达、穆欣、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

郭影秋作为中共中央华北局的代表，郑季翘则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代表，杨植霖肩负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职责，而刘文珍则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由于他们四人并非常驻北京，故而鲜少参与“中央文革”的具体工作。王力回忆称，郭影秋之后由吴德接替。最初名单上提及的陈亚丁，后来被谢镗忠所取代。王任重和张春桥分别代表中共中央华南局与华东局。

毛、周与文革小组成员

“中央文革小组”设立了自己的办公室，首任主任一职由王力担任。他的副手包括戚本禹、穆欣以及曹轶欧，而曹轶欧正是康生的配偶。王力在担任主任不久后，至1966年11月，由《解放军报》的宋琼接替了他的职位。两个月后，宋琼亦被撤销职务，办公室随之转型为办事组，由王光宇接手领导。随后，肖力（即毛泽东与江青的女儿李纳）接过了领导权。

“中央文革小组”于钓鱼台设立临时驻地：王力自1960年起便定居钓鱼台八号楼，至今仍居于彼处。康生亦为“钓鱼台旧识”，长年居住于8号楼。

陈伯达、尹达、关锋常驻于十四号楼，该楼随之蜕变为“中央文革”的办公场所。继后，会议地点迁移至十六号楼，那里设有“中央文革”的会议室与办公室。

江青居于十一号楼，因而被人昵称为“十一楼”。每当提及“十一楼”的指令，众人便知晓那是江青的旨意。伴随着“文革”的步步深入，在一片声讨与倒台声中，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等纷纷倒台……“中央文革”的成员阵容不断缩减，权力亦日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张春桥。

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随着王力、关锋、戚本禹的相继失势，小组的成员仅剩姚文元孤身一人，整个团队也仅存五名成员。这五位成员在中共九大上均顺利进入政治局，曾被江青誉为“过渡班子”，标志着“中央文革”阶段的“历史使命”就此画上句号。“中央文革”名义上由陈伯达担任组长，但实际决策权掌握在江青手中。

在叶永烈的著作《文革名人风云录》中，我们得以窥见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青海人民出版社精心出版的这部作品，以其独到的视角和深入的剖析，将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五一六通知》全文

通 知

中国共产党委员会

1966年5月16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相关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废止1966年2月12日发布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并撤销原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相关办事机构，同时新设文化革命小组，该小组将直接隶属于政治局常委。所谓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其内容根本错误，违背了中央及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路线，亦与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相悖。该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1965年9月至10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与）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极力进行抵制。

所谓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实则仅是彭真同志的个人汇报提纲。彭真同志在未征得“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及其他同志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依据个人意见编造。面对这一关乎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议题，彭真同志并未在“五人小组”内进行讨论或协商，亦未向任何地方党委咨询意见，更未将之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交中央审查，亦未获得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批准。他采取极其不当的手段，专断独行，滥用职权，盗用中央名义，草率地将文件下发至全党。

此提纲主要错误有：

（一）本提纲立足于资产阶级的立场，以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审视当前学术批判的局势与本质，实则完全颠倒了敌我之间的界限。

我国正处于一场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遗存所保留的种种腐朽思想与文化资源发起了猛烈的冲击。然而，这份提纲却并非旨在激励全党动员起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奋勇向前，而是试图将这场运动导向错误的方向。提纲中充斥着混乱、自相矛盾、虚假的言辞，它们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领域中的激烈阶级斗争，尤其是对这场伟大斗争目标的模糊处理。这场斗争的目的本是对吴晗及其他众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包括中央及其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中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批判。提纲未能提及毛主席多次强调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所在——即罢官问题，从而掩饰了这场斗争严峻的政治本质。

(二)此提纲明显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即所有阶级斗争本质上都是政治斗争。在报刊上初步触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争议时，提纲的制定者却提议“报刊讨论不应仅限于政治议题，而应全面深入地探讨各种学术理论问题”。他们还反复强调，对于吴晗的批判应避免触及核心问题，不得涉及1959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争议，亦不得探讨吴晗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行为。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教导我们，与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并非匆忙得出政治结论便能了结。彭真有意散布谣言，对众多人士声称，主席认为对吴晗的批判可在两个月后得出政治结论，并声称两个月后再讨论政治问题。其意图明显，就是要将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所鼓吹的“纯学术”讨论范畴。显而易见，这是在抵制无产阶级政治的突出地位，反而强调资产阶级的政治。

(三)该提纲虽将“放”置于核心位置，实则采用误导手法，彻底扭曲了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3月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放”的原则，忽视了其阶级本质。正是在探讨此问题时，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我们与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仍需进行持久斗争。若不理解这一点，放弃思想斗争，便是犯了错误。对于错误思想、毒草以及牛鬼蛇神，都必须予以批判，绝不可任其泛滥。”他还强调：“所谓‘放’，即放手让群众发表意见，鼓励人们敢于表达，敢于批评，敢于争论。”然而，该提纲却将“放”与无产阶级揭露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相对立。其所倡导的“放”，实为资产阶级的自由化，仅允许资产阶级“放”，而不允许无产阶级“放”，甚至不允许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这实质上是庇护吴晗等反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行径。该提纲所谓的“放”，背离了毛泽东思想，迎合了资产阶级的需求。

(四)正当我们发起对资产阶级猖獗攻势的反击之际，提纲的编撰者却提出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这一口号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幌子，用以庇护资产阶级利益，抵制无产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从根本上否认了真理的阶级属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真理与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谬误的较量，非此即彼，不存在平等可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以及在上层建筑和文化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清除混入共产党内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产阶级代表，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岂能容忍平等的存在？长期以来，社会民主党和现代修正主义始终否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平等，他们根本不承认数千年的阶级斗争史，不承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不承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专政。

正相反，他们充当了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忠实爪牙，与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同流合污，坚守着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他们是一批反共、反人民的反动分子，与我们的斗争是关乎生死存亡的，绝无半点平等可言。因此，我们对待他们的斗争也必须是你死我活的，我们与他们的关系绝非平等，而是阶级间的压迫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施独裁或专政的关系，绝非其他关系，诸如所谓的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与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

（五）提纲中提到，“不仅要政治上超越对方，更要在学术与业务领域实现真正的超越，将其彻底压倒。”然而，这种无视阶级界限的学术观点，实则存在严重的错误。无产阶级在学术领域所掌握的真理，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显著地超越了资产阶级。提纲的表述，实则反映了作者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吹捧与拔高，以及对我们代表无产阶级、勇敢奋进的新生学术力量的仇视和压制。

（六）毛主席常言，不破不立。所谓“破”，即批判，亦即革命。破之，必循道理，而道理之明，正是立之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正是在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斗争中孕育而生，并不断丰富发展。然而，本提纲却强调“无立，则破难以至真至彻”。实则是对资产阶级思想予以封锁，对无产阶级思想禁止树立，与毛主席的思想理念相悖，与我们在文化领域展开的、旨在彻底摧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禁止。

（七）提纲中强调“不应效仿学阀式的专断与强势压迫”，并警示“左派学术人士可能步入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行列”。那么，“学阀”究竟指什么？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需要专政，不需要战胜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应该战胜并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战胜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的行为，就被视为“学阀”？提纲所批判的矛头直指无产阶级的左翼，显然意图将“学阀”的标签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身上，从而反而为真正的资产阶级学阀提供支持，巩固他们在学术领域的脆弱垄断。事实上，那些站在资本主义立场、维护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权力人物，以及那些沉迷于党内庇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言人，才是那些不学无术、不关心群众、不接触现实、仅凭“武断与强势压迫”来窃取党名义的真正的“大党阀”。

(八)提纲的编纂者心怀叵测，蓄意制造混乱，试图模糊阶级立场，转移斗争焦点，并提出对“坚定左翼”进行“整风”的倡议。他们仓促间推出这一提纲的真正意图，显然是旨在打击无产阶级左翼。他们刻意搜集左翼的言论与行动，寻觅借口以打压左翼，更意图借助“整风”之机，进一步削弱左翼的力量，妄图分裂左翼的集体。他们公然违反毛主席关于保护、支持左翼，强调壮大左翼队伍的明确指示。然而，他们却对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修正主义者、叛徒等，冠以“坚定左派”的称号，并予以庇护。通过这种手段，他们企图助长资产阶级右翼的气焰，而打击无产阶级左翼的士气。他们对无产阶级充满仇恨，对资产阶级却怀有偏爱。这正是提纲作者们所秉持的资产阶级式的博爱观。

（九）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领域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起一场崭新的、激烈的斗争方兴未艾，而众多地区和领域尚处于观望状态，抑或虽已投入战斗，但绝大多数党委对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认识模糊、态度草率、措施不力之际，提纲却不断强调斗争中必须“有领导”、需“谨慎”、要“慎重”、须“经领导机构批准”。这些要求实际上是为无产阶级左派设定了诸多束缚，提出了种种清规戒律，限制了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为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构筑了一道道障碍。一言以蔽之，意图急切地踩下刹车，进行一场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无论是已经发表的，还是尚未发表的，均怀有极端的仇恨，并加以压制。而对于那些牛鬼蛇神，他们却放任其横行，多年来充斥着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从未提倡其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也从未要求其获得批准。通过这一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提纲的作者们究竟站在何种立场。

(十)当前我们所面临的斗争，实质上是坚持还是违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化革命路线的问题。然而，提纲中却声称，“我们要借助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探寻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即全面肃清学术领域的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致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为无产阶级在文化思想战场上指明了道路。然而，提纲却错误地认为毛泽东思想尚未为我们开辟道路，反而试图重新探索。这种做法，不过是企图借助“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的幌子，开辟一条与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总之，这份提纲是反对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庇护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制造舆论的体现。这份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与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非小事，它关乎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乎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乎我们党和国家未来的面貌，更是关乎世界革命的头等大事。

各级党委应即刻中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务必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教诲，高扬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旗帜，深入揭露那些自诩为“学术权威”实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全面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中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并夺取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为实现此目标，必须同步对混入党内、政府、军队及文化领域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批判，对这些人物进行清理，部分人还需调整其职务。尤其要警惕，绝不能信任这些人担任领导文化革命的重任，因为过去和现在确实有许多人正在从事此类工作，这实乃极大的危险。

掺杂于党、政、军及各类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言人，使得部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伺机而动，待时机成熟便图谋攫取政权，将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中，部分已被我们揭露，部分尚未被揭穿，更有部分正受到我们的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如赫鲁晓夫之流，他们正潜伏在我们身边。各级党委务必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本通知应与中央于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布的错误文件一并转发至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及军队团级党委。请各相关单位进行深入讨论，明确区分哪份文件存在错误，哪份文件是正确的，并分享各自的理解、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不足。